来信指导和帮助

1986年11月在湖南大学召开首次“高等教育思想研讨会”，我在会前提前将文章寄给潘先生以听取意见。不料潘先生临时有外事活动，他趕在我赴会前的1986年11月8日给我写信，说“我完全赞成文章的基本观点”，同时直率指出文章的不足：“关于如何使学生‘自主学习’，要注意发挥学生的‘非智力’因素，这方面原文虽有涉及，但分量不够。”我的文章后来以《建立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原则》为题发表于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主办的期刊《高等教育研究》1987年第2期上。

潘先生给我的信还有一重要内容。我为了开阔视野，曾请教他指导研究生们研究了哪些问题，他作了详细回复：“我所带的研究生，研究范围较宽，已毕业的七位研究生的论文题目有：

新技术革命与高等学校职能的变化发展；

社会文化观念对高等教育目标影响的一般分析；

我国高等教育立法若干问题初探；

论高等学校教学过程的本质特点；

我国高等学校学分制探讨；

菲、泰两国高等学校毕业生供求问题探讨；

论高等教育管理的性质特点。

我之所以抄录以上研究生论文题，一是说明潘先生做人与做事的态度，尊重人，有问必答；二是这只是1986年为止的信息，至今他又工作了三十多年，还带了很多博士生，已研究了许多更新更深的问题。

《大学学习论》审稿

1987年我写出了定名《大学学习论》（大学生学习与成才指导）的书稿，提交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出版社规定，是否能出版须有两位有关专家的审定，可是出版社从未出版过这种书，不知该请哪位专家，只好请我推荐。于是我当即推荐了“厦门大学顾问、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潘懋元教授和天津大学教务长、高教研究所所长王致和研究员”审稿。幸好潘先生和王所长都同意审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与建议，使书稿得于完善，同时两位均赞同出版。

1985年起已有不少兄弟院校的教师来函联系，关心这门课程的教材与教学方法。此书1987年出版后，出版社多次加印，以满足很多省市新华书店（那时尚无私人书店）的增订要求，尚未回归的香港中文大学（香港1997.7.1才回归）亦把此书列入推荐本科生参考阅读的书目。几年后潘先生在评价我国大学学习指导受到重视时，说此书“出版后风行一时”。

为什么此书不叫《大学学习学》而称为《大学学习论》？因为我自知它还没资格称为《……学》。较严谨的一门学科，大体要具备如下条件：1.有研究特定的对象和相应的术语；2.找到了相关规律；3.找到逻辑起点，其内容建立起了逻辑系统。我不由得想起，爱因斯坦的伟大与谦虚，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仅称为“相对论”。而笔者所著《大学学习论》一书，连学习的基本规律都未找到，岂能称为“学”？

在此感谢潘先生和王致和研究员审查与完善了《大学学习论》一书，1989年此书入选“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评选推荐书目”（共41部，见《光明日报》，1989.8.2），后获纪念奖；而获优秀奖的是潘先生主编《高等教育学》（上、下）等著作；另外，《大学学习论》一书入选《中国教育百科全书》（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

“大学学习学”学科的初立与潘先生作《序》

1998年秋，西安交通大学决定“大学学习论”为全体一年级本科生三千多人的必修课，让我尽快提供教材。于是我在1987年出版的《大学学习论》的基础上，将其后10年的研究成果和指导数以千计的学生学习的经验融入其中。最关键的变化是：1.初步发现了人（含学生）的基本学习规律并以“学习公理（10条）”表达，它是全书的基础；2.确定这门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人的“学习能力”又称“元能力”；3.全书组成公理化体系，各章之间逻辑关系清晰。

此书仍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按规定仍须相关专家审稿。我建议请潘先生审，只是据我了解，不巧，近半个多月内，他要出差两次，不知潘先生有无时间。这时，出版社对潘先生已是久慕盛名了，只怕求之不得，称请潘先生一人审查即可。

关于新书的名字，我自认为或可称为《大学学习学》了，但为慎重起见，书稿仍取名《大学学习论—学生成才学习理论》。没想到，潘先生不仅答应审稿，而且百忙中作《序》（此《序》的主体内容，被完整收入《潘懋元文集》的［卷五.序文］第28－29页.广州市：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由于《序》中写道“…逻辑连贯，条理分明，基本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而且对于21世纪转变高等教育思想，尤其是转变教学观、教师观和学生观，也将起积极的作用。”，于是我想，潘先生已是如此评价，我便拟将书名改为《大学学习学—学生成才学习理论》，为此我征求潘先生的意见，而潘先生立即表示赞同。

对教学与学习的高度关注

潘先生曾在《高等教育研究的新进展与展望》（中国高教研究，1993（3））中写道，“在当前高等教育着重于宏观体制与管理方面的研究，忽视微观的教育教学的研究的情况下，‘学习论’的研究异军突起，对于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必将起积极的作用。”这让我想起潘先生重视“教与学”的四件事。

一是1985年在东北工学院召开“首届全国大学生能力培养研讨会”之后，1988年5月厦门大学就主办了“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能力培养研讨会”（我出席了，是首次到厦门大学）。

二是1992年，我先后出席了三个学习科学研讨会（秦皇岛、上海、呼和浩特），之后收到“中国高教学会”与“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定于当年12月下旬联合召开“全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的通知。我很愿意赴会，但我校高等教育研究所经费很少，且其中的出差经费大部分都用在我身上，如去厦大开会，那是当年第4个会，我不好意思开口了。为此写信给潘先生，说明我的难处，并说明因参加前述会议已发表两篇文章（把两篇文章也奉上给潘先生了），现在写不出新东西了（我的习惯是，出席学术会必须写文章交流），请予谅解。

潘先生旋即于11月9日来信说：“所谓‘学科建设’包括各分支与交叉学科。您的《学习科学的发展及其与教育实践的结合》一文，正是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而《在“学习”与“教育”的结合点上的探索》是您开展学习指导课基础上的概括与发展，对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很有启发。虽然知道您为难，我还是衷心希望您能前来参加，对与会者做个报告，论文也可以用现成的。”潘先生真是忠诚教育事业！读了潘先生感人的信件，我还能不赴会吗？出差经费，便由学校顺利解决了。

三、1992年12月的上述会议，就是“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前身）的成立大会与首届学术会议，之后建立了理事会，潘先生是众望所归的理事长。我被选为常务理事，显然是由于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对学习科学的重视。此后，是一年召开常务理事会议，一年召开学术年会，如此循环前进。几乎每次学术年会我都参加了，但我是“全国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会”（中国高教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的前身）多届负责人兼学术委员会主任，这个组织实际还兼具“学习指导课程教学委员会”的功能，所以一年四季都有事，挺“热闹”的，有一年我给会友们写信就近300封，因此前述的“常务理事会议”我只好请假，没有能够参加，我内心有愧，但潘先生对我的情况非常了解，也说明他对“学习学”这一领域很重视，故这个职务我一直延续了4届（1992-2008）共16年。

四、鼎力支持“全国大学学习学科研究会”成为中国高教学会二级学会。为此事，潘先生与我商讨多次，他出差北京时还专门找了当年中国高教学会于北辰常务副会长和郝维谦秘书长。潘先生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审组召集人的后期，据说曾想将“大学学习学”列入高等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可惜后来未能实现）。

我用许多笔墨写上述史实，是让读者与我分享兢业百年的潘先生对教与学的理论与实践均极端重视，值得我们学习。近年有些教师不重视教学，有些学生不重视珍惜学习，太不应该呀！

可贵的全面支持

2008年我曾撰文《我国高校学习改革、学习素质教育与教学思想创新30年纪要—写在全国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此文刊于《教学研究》2008年第6期），其中专门记述了潘先生等四位老教育家对学习改革与教学思想创新的鼎力支持：“历史不应忘记  早期,我国高校的学习指导、学习改革与教学思想创新还没有为很多人了解、理解时,就得到多位高教界知名人士的赞赏与支持，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高等教育理论家潘懋元先生，老教育家、华中科技大学老校长朱九思先生，老教育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常务副会长于北辰先生，老革命干部、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教二司原司长刘一凡先生等几位老专家的关心与支持，他们还欣然受聘为全国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会的总顾问，他们就学习指导、学术研究与学术会议问题给研究会负责人的信函就有二十多封。老专家们在促进这一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面，功不可没。”

双喜之庆

喜庆之一。记得多年前有位国外学者说，世界高等学校，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己。一语中的！可是那位学者不知道，中国的潘懋元教授，大致从1957年起研究高等学校教育，至今已60余年。记得潘先生在创建高等教育学之初 ，他胸中有个三大战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似为：建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培养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理论队伍。今天回头看，这些战略布署早就完美地实现了，而且很多院校随后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所、院，全国组建起数量庞大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队伍，厦门大学培养的很多研究生成为很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或骨干。在三大战略在全国开花结果的同时，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几个节点上，如应兼顾教育的宏观改革与微观教学改革、支持教育大众化并处理好发展的“适度”及大众化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关系、支持举办民办高等教育并给予恰当定位、不应无原则地合并高校等问题上，潘先生都亲自调查研究，运用唯物辩证法，发表了言之有据的重要观点，这些都对我国高教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几十年的实践表明，潘懋元先生是建创与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当之无愧的杰出理论家！

喜庆之二。我们提倡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过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想，人出生至衰老，即使在不同年龄阶段不都是要全面发展吗？而且最好改为“体德智美劳”，“体”放在首位比较科学。没有“体”何来“德智美劳？没有“健康的体”何来“良好的德智美劳”？记得1957年毛泽东主席会见留学苏联的中国学生们时说，“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不也把“身体好”放在首位吗？潘先生作出大贡献，与健康长寿密切相关，是“体德智美劳”良好发展的范例。虽然我没有听他说过几十年来如何保健的，但我注意到在学术会议期间，年近80时还是坚持清晨做保健操的，而且进入老年后无需戴老花镜，令人称奇。我相信，他一定有结合自身情况的保健哲学，付之实践并持之于恒。这真值得我们学习，这是喜庆之二。

今年是喜庆潘懋元先生期颐之年，衷心祝愿潘先生幸福安康！对于潘先生从1986年起30多年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借此表示由衷的感谢！